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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日报: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原文链接
95岁高龄依然专注于中国速记
北京——数十年来,唐亚伟的名字已经成为中国速记的代名词。
上世纪30年代,他发明了标准化的中文速录方法——亚伟中文速记,目前被广泛应用,尤其是记者和专业速记员。
1994年,他79岁的时候,发明了亚伟中文速录机,能使速记员记录每分钟200字以上——这要比手写速记快大约75%(指同等工作强度下,译者注),且无须翻译。
现在,95岁高龄的唐老,仍然密切关注着该行业在中国的发展。
“速录师是历史的记录者,”唐老说,速记仍是在诸如外交会议和庭审等场合下记录的主要方法。
“但是,目前高层次人才的缺乏是一个大的问题,”唐老说。
大多数中文速录师是技校学生或大专生。
“准确地记录同样需要速录师很好地理解他们所记录的内容,比如法律、艺术、科技等。”他说。“也就是说他们最好在大学里学习速录。”
但是,现在很少有大学开设这门课程。
唐老回忆说,他在30年代发明亚伟中文速记的时候,就希望“速记在中国能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。”
80多年过去了,唐老的这个希望依然没有改变,因为“速录在记录历史方面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”
1930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唐老在一个二手书店看到了一本叫做《格雷格速记》的速记书,这激发了他研究中文速记的兴趣。
唐亚伟拿着他发明的速录机——这个能使速录师每分钟录入200字以上的设备——上星期在他的家里接受采访。王晶/中国日报
这本书介绍了一套英文速记的体系,这套速记在20世纪的美国日益兴盛起来。
看到这个项目如此有用,唐老开始研究起与其相关的中文书籍。
接下来的几年里,唐亚伟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,并兼任校长助理,这期间,他发明了著名的亚伟中文速记法。
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后,唐亚伟逃到了重庆。
在其母亲和朋友的支持下,唐亚伟出版了《标准化亚伟中文速记》,并开办了亚伟速记学校。
唐老的许多学生在抗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中有一名学生,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员,为共产党收集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。
之后,唐亚伟遇到了爱国将领冯玉祥,他支持了唐亚伟的速记工作,并且出任了亚伟速记学校的董事长。
1945年,抗战结束。第二年,唐亚伟跟随冯玉祥将军来到了上海,并将速记学校也迁到了上海。
“文革”期间,唐亚伟开始探索研发速录机的可能性。
“在有纸和笔,能够做记录的情况下,手写速记是非常方便的,”唐老说,“但是,翻译速记符号是一项非常乏味费时的工作。举例来说,一份一个小时的手写速记稿,可能需要6个小时去翻译。”
首先,唐亚伟以标准键盘为基础,设计了一套速记编码,但是,在使用的时候却相当复杂,不切实际。
对速录机研究的突破是在90年代,那时候,电脑刚刚在中国市场兴起。
观看钢琴表演给了唐亚伟灵感,他决定设计一款可以让人双手同时操作,同时表现声母和韵母的键盘。
“相比传统打字法而言,这台机器真的非常节省时间,”唐老说。
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与失败,亚伟中文速录机终于在1994年全国计算机产品北京交易会上首次闪亮登场,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
两年以后,全国的法院陆续在法庭审判中使用亚伟中文速录机做庭审记录。
“这开辟了一个速录发展的新纪元。”唐老说。
时光流逝,但是,唐老对速录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。
他的儿子,唐可为先生,也跟随着父亲的脚步,现在经营着一家速录公司,推进着速录机以及速录事业的发展。